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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评拥护武汉国民党员:趋炎附势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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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9 10:13: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27年蒋介石评拥护武汉国民党员:趋炎附势败类
9 N: {0 k, L, n, e9 O: @0 [                         发布时间:2012/04/17  已阅1147次  [返回列表]  核心提示:他当然也牵怒于中共,认为此举系“合中外CP之力以攻我,使我内部纠纷,不能统一”。此外,他还怪罪于拥护武汉方面的党员,认为他们是“一班趋炎附势之败类”,其心“卑弱,不可救药矣”。
$ c6 Q2 T3 f% d3 T! m4 t! a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25日RB22版,作者:李玉,原题:《从《蒋介石日记》看“迁都”之争》' m7 p' `/ d: @
  在蒋介石的阻挠下,原先准备移鄂的委员没有全体动身,据徐谦后来在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讲,“二月九日,南昌同志一致议决迁鄂,同时各同志皆有来鄂信息,民众亦已有预备热烈欢迎。不料九日不到,改为十六日;十六日复以‘廿日省政府之成立,不能动身’。至此,武汉同志非常惶惑”。9 ~8 c) i1 l/ x$ t! Y7 u
  蒋介石与武汉方面正式决裂1 V- G4 R. C6 p# l5 a4 r) S
  鉴于“联席会议既不能视为永久机关,而南昌同志之来又复遥遥无期”,武汉的国民党要人“以为应有正式办事地点,以副民众之仰望”,遂于2月21日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出席者除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外,还包括在武汉之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会议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次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议接受扩大联席会议决议。2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又增选唐生智、蒋作宾、宋庆龄、彭泽民、吴玉章5人为政治委员,组织政治委员会。
# u  F: q4 H+ ]$ x& T- g  武汉方面的做法,对蒋产生了明显的刺激。他在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见汉口联席会议通告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在武昌开始办公之电,不胜愤激。如此办法,尚有党纪乎?”当天下午,他就召集临时政治会议,“议决声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他认为,鲍罗廷在故意与他作对,“本党之纷纠,皆由鲍一人所起也”;武汉所作所为“皆是诈术,全为鲍尔廷一人所驱使,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他当然也牵怒于中共,认为此举系“合中外CP之力以攻我,使我内部纠纷,不能统一”。此外,他还怪罪于拥护武汉方面的党员,认为他们是“一班趋炎附势之败类”,其心“卑弱,不可救药矣”。
/ X+ F' Q, ^" H) Z4 \  1927年2月22、23日,蒋介石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九江进行了会谈,明确指出“近来鲍(罗廷)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命运非常危险。”他提出南昌中央随时可以迁往武汉,但有两个条件:其一,鲍罗廷辞职;其二,“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 p3 G+ v$ i% c) g1 `! H. a; q8 ~
  在各方影响下,南昌方面于3月6日再次通过了中央党部与政府迁鄂的决议,而且据说蒋介石也表示“拥护”。经过陈公博等人的劝驾,滞留南昌的谭延闿、李烈钧等人于3月7日抵达汉口,正赶上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遂提议大会延至12日召开,以待蒋介石、朱培德到来。虽然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等人强烈反对,但也有人站在蒋介石一边,例如李烈钧就因众人不同意延会,愤而退席。经过激烈讨论,武汉方面作了妥协,决议改为10日正式开会,以等蒋来。但是,蒋介石接到了陈铭枢、李烈钧关于武汉方面对他不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报告后,不仅未去武汉,而且与武汉方面的距离渐行渐远。3 j( W* b' ?0 b5 g3 K
  二届三中全会出席者“左派力量占压倒多数”。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提高党权,限制个人权力过分膨胀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突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高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造成个人专权的制度因素。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各项选举中,汪精卫得票都是最多的,反映了与会者重新确立领导核心的意愿。相反,在中常委、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中,虽然仍有蒋介石的名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与会者对蒋尚有较高的期望),但他的权势“大被裁抑”,他以前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权,都被剥夺了,就连军事委员会他也不能完全驾驭了,他在新的中央机构中的实际地位大大下降了,仅成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众多委员中的一个。7 P. v# f& T" I7 ]6 S
  蒋介石自然不甘心从权力的巅峰跌落下来,为此,他在与武汉方面对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开始不再掩饰自己反共的决心,而且愈来愈明确地以“反共”旗帜来积聚军事与政治势力。随着东南军事行动的胜利,蒋介石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枢纽上海,奠定了此后对他政治生涯产生重要支撑作用的江南基本区域,遂开始加紧策划并实施他蓄谋已久的“清党”计划。当然,他的“清党”主意得到了陈果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邵元冲等人的极力赞同和密切协作。在他们看来,这是“护党救国运动”。9 H3 q1 U% E2 n4 z- t! N
  当蒋介石方面与武汉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北方的天津《大公报》发表评论指出:“有一种观察说,(国民党)左右派闹不到破裂,中央执行会一开,蒋介石一到,几个冠冕的决议案一发表,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汉口闹的是巩固党权,南昌也说是巩固党权,只要多数的中央委员,两面一安抚,那么双方争点,就雾灭烟消。”但事态发展的结果,双方的争执不但没有“雾灭烟消”,而且最终分道扬镳。
" o' y" }+ |5 |. U! D. D% O* i. I0 V+ j9 V  从蒋氏日记看其心理
! N% w' |4 `6 v/ b8 o& ?' m8 H  蒋介石之所以与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彻底分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过就蒋介石日记所表达的历史信息而言,至少对后人了解蒋氏所思所想不无帮助。$ Z" S7 O8 h. n8 h# e4 l
  其一,蒋介石自命不凡。随着权势的扩大与地位的盘升,蒋介石渐成国民党内少有人可以匹敌的实力派人物。他的自我身份设计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与武汉方面对峙时期,将自己与史可法、岳飞、文天祥等并称为“古今贤豪”,认为他与古代贤豪之“受屈于奸党之手,如出一辙”。面对曲折与困难,他“惟有以文天祥为师法而已”。他将自己的处境与岳飞抗金得胜却受“莫须有”罪名相比,而将武汉方面与他“为难”的人比作秦桧;指责“捣乱造谣的人,是没有什么天理,亦没有什么良心,并且没有什么国家,没有什么革命,只要能给这国民革命的事业倒下来,只要给国民革命的领袖推倒了,只要自己个人有权势,有利益可享的时候,无论你国家亡了,无论你种族灭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他认定自己为“本党领袖”,而且为“乱世之领袖”。所以,他自觉有救党救国之重任,“党国责重,家国忧患,俱集一身也”。( I5 z) s# y8 l8 f
  所以他抱有“党存与存,党亡与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决心,自矢“对于本党的成败,比对于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所以“中正预备着做岳飞,预备着做史可法,预备着做文天祥”,“一定奋斗到底,希望我们国民革命成功,实现我们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
5 J+ M/ U/ X1 Y/ m8 ]  其二、蒋的“奋斗历程”及“革命成就”,增加了他的“自信”。蒋介石虽然在国民党内资历不老,但战绩最著,从创办黄埔军校开始,陆续统一广东国民政府军制,并成功地进行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北伐开始之后,军事节节胜利,更使蒋的声望如日中天。在党内,蒋经过“三二○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事件,逐步取得了对党权的支配地位,先后担任军人部长、组织部长、中执会主席、中政会主席等要职。一系列的成功,使蒋自命为党国元老,所以对党内资历与威望不及自己者,难以正视,对于他们代表中央所做的决议本能地抵触。
& d: d+ |( \% y/ T) x" u3 V  蒋这样放言:“以现在中正的历史、中正的地位,我敢大胆说一句话,无论什么人想假借一种不落边际的宣传和诋毁,或造出一种不利于革命的空气,或赐我以独裁制的名义,或污蔑我是新军阀以反对中正革命,老实说,这个是不行的!”蒋还说,他只信任汪精卫、张静江、谭延闿“这三位主席,以及中央监察委员”,因为“他们在本党的历史最长久”,“如果中正有违反党的纪律的地方,只消请这三位主席和中央监察委员,大家说一句话:说蒋中正是违反党的纪律,说蒋中正是一个新军阀,要受党的制裁,那我中正就必定承受本党的处分。”绝对的自信诱导着蒋向绝对的权力之塔攀登,在蒋看来,他就代表着国民革命的方向和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革命,那我要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就是反革命”,所以“要以革命的罪处罚他”。5 I* `' m4 H# `
  其三,蒋介石疑忌之心太甚。读蒋日记,通常有一种压抑感,几乎每天均有猜忌与訾言。凡是不顺心的事,皆足以令他耿耿于怀。他在1927年2、3月间的日记中充满对唐生智、邓演达、鲍罗廷,乃至宋子文、孙科等人的责骂,他自感“责任愈重,毁忌愈甚”。挥之不去的“忧患抑郁,不堪言状”,使他经常夜不能眠。因忌生怨,积怨成恨,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见“痛”、“恨”、“食其肉”、“其肉可食乎?”等词语。疑忌实际上是关于政敌对己攻击态势的一种判断,疑忌之心太甚,必然导致自己的应对手段从重从强,从而加大与政敌间的裂隙。
6 \& v+ G" v; y5 D0 |7 z  其四,一些历史细节的影响应予注意。就蒋日记而看,虽然蒋与武汉方面的裂隙在不断加大,但直到武汉方面的三次全会闭幕,蒋介石似乎仍有妥协的可能。1927年3月7日他在南昌总司令部举行的第16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明确承认“现在我们国民政府同中央党部已经迁到了武汉”。3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报,汉口此次中央执行会之议决案,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惟有服从耳”。
. L. q+ _( b  Y! }) A  y  应当注意的是,1927年3月25日北伐军队占领南京时发生的“宁案”对蒋介石加快分共清党步伐产生了影响。据蒋判断,此次因抢劫外国人而导致外国武装干涉的事变,系“奸党……假冒本军名义(所为)”。“宁案”给蒋介石带来一系列的外交困扰,使他“苦痛暴躁,莫此为甚”。外国方面也将“宁案”归罪于共产党,3月31日蒋介石接到报告“列强会议有将警告驱除共党之要求,否则列强自行处置也”。此后,为了分共之事,蒋介石两天“终夜不能成眠”,经过与大批“同道者”多次磋商后,乃决定“为本党计,非与之分裂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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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7 u/ f6 G2 G: c* `  N& \来源: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网址:中国教育 http://www.ch.zju.edu.cn/index.php?c=index&a=detail&id=9582&web=jjsand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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