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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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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9 12:39: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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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新华, M& Z% {9 s/ A6 u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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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t% Q! G% f+ {+ G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二是从“中国中心观”到“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的转变。前者以柯文为代表,探讨了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后者以加州学派王国斌为代表,探讨了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从比 较史观而言,“中国中心观”蕴涵的方法论意义即是要摆脱中国史研究中被动、片面而绝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强调从中国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进而探讨隐藏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意欲重新检讨中国史研究始终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的依附局面,它推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但“中国中心观”因过分注重内在因素而对外在影响重视不够而遭遇尴尬,且在本质上未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王国斌的“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则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有助于学界走出不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观”在某种程度上所导致的尴尬局面,从而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透视中国的新视窗,标志着世纪之交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又一新转向。 % X+ f% ?; I/ \5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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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受费正清与李文森等人影响,一直都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系。简言之,该时期美国学者主要围绕“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模式展开对中国史的研究。而在国内,学术界对于现代化过程普遍采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度,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性框架。但从70年代以来,在美国逐渐发展起一种与之相反的日益明显的趋势,在对上述三种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产生质疑和提出挑战的同时,倡导以中国史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柯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并加以理论阐述,称之为“中国中心观”。从而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垄断地位,摆脱了中国史研究中被动、片面而且绝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为科学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打开了新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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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t5 G! i3 ?  事实证明,自1984年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指近世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中国传统制度和社会变迁因素的分析渐呈多元并趋、群论争鸣的态势,出现了诸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周锡瑞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这种“中国中心观”扭转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史研究局面,并意欲走得更远更彻底,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即是一例。黄宗智等学者则号召在中国研究中彻底抛弃西方认识规范,以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学,但事实上在许多具体研究中还未能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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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y! T+ ~) G  毋庸讳言,相对“西方中心主义”而言,“中国中心观”确实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变革作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方法论也遭遇尴尬。巴勒克拉夫曾指出:“推进当代历史研究不仅在于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而且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不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吴承明也指出“中国中心观”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而柯文本人在面对“中国中心观”的各种评论中也有新的阐发。王国斌敏锐地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发生的危险倾向,认为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他的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形亦然。所以,他不赞成任何以“中国经验”或“欧洲经验”为准的单向估量,主张在中国与欧洲历史之间作互动式的往复比较。“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就是在全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观”基础上提出的,其核心就是探讨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究竟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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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3 h9 Q0 x4 ]  与柯文否定“欧洲中心论”不同,王国斌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又不拒绝欧洲经验。他认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我们应当扩大这种比较,为了进行更多层面的比较,我们特别应当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欧洲。”王国斌从完全肯定或彻底否定“欧洲中心论”的怪圈中跳了出来。更具意义的是,他同样拒绝在“中国中心观”上存在的极端的危险倾向———中国绝对核心论,从而避免了比较史观中的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的弊端。他在为《白银资本》所写的序言中说:“他向中国人也提出了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他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要表达的真意。6 j; i& J* I7 r5 }* H3 }9 m' a4 }

! i; q6 P1 [1 x  正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眼光的关照下,王国斌提出了“对称性观点”、“前瞻性分析”、“回顾性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李伯重把它归纳为“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而在时间方面,则不仅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点看后来。”简言之,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相结合,同时从今察古和由前思后相并行。较之以往那种时空分离和单向性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更为全面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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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F/ `! }) {# e1 F  g/ L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加州学派另一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所展开的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争论,无疑也会深化中国史的研究。该书不是把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而是把所有的比较对象(英国、西欧、日本、印度)都进行互相对照。而在中国学者中,李伯重提出的“江南模式”就是在全面检讨原有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从中西历史的互动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典范。“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对中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比如对华南和华北的研究,可以通过互为主体,既比较两个区域的“异”,又比较两者的“同”,来考察各自的特色。如果能对中国各大区域都做这样的比较研究,最终描绘出来的将是一幅更加生动全面的历史画卷。/ n2 I& e  _8 V/ D3 N

9 l9 ]: o, r. r( v; V& `" ~(文章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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